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统治的中晚期，贪污大案一个接着一个，层出不穷。最显著的就是浙江省的贪污案件，几乎从没有中断过。旧的贪污案件还没处理完毕，新的贪污案件又出来了。个中原因是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乾隆帝的“惩贪”，其心中有一定的尺度。应该惩谁，不惩谁，惩到什么程度，他心里有数。他绝对不会因为“惩贪”、整顿吏治而动摇其自身的统治利益。因此，他只能把“惩贪”限制在他的统治权所需要的范围之内，他不可能触及当时贪污体制的总根子。这个总根子不是别人就是绝对专制的封建皇帝自己。当然这许许多多的贪污案件也未必全部直接与乾隆以及其得力助手和有关。但从本质上却又与封建的专制体制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联系。也可以说，在乾隆统治的后半期，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和为中心的“贪污网”。长期以来，乾隆只把眼睛对准个别的地方官吏，而没有可能涉及到形成贪污腐败的政治体制[注: 政治体制是指政权结构的组织形式及相关法律和制度，简称政体。政体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本身。对于整天伴随在他身边的宠爱和珅佞幸的嬖臣则存心包庇或回护，自己则实际上乃是腐败的总根源。例如，乾隆帝与和珅为了多捞钱财，曾一起制定了故意对贪官采用“先纵后惩”的办法，即明知某地方官有贪污行为，先不动声色，任其发展，当其贪污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进行惩治、查抄，籍没其家产，美其名为：“宰肥鸭。”

再如，乾隆与和共同制定了一个“议罪银”制度，规定官员有“错”或“罪”，可以通过“自愿”交纳一定银两免去惩罚。有鉴于此，许多地方官吏学会了不贪白不贪。如果贪赃罪行未被发现，那就算自己赚了，如果被发现则自认倒霉，于是索性更加肆无忌惮地大肆贪污行贿。这其实就是哄抢行为中的一种从众心理。当官的认为不贪白不贪，所以上行下效。因此，在这种氛围下的所谓“惩贪”与贪风并存，而且愈演愈烈也就不足为怪。和之所以能在20多年中为所欲为，恣意贪婪，正是乾隆培养的结果。

乾隆帝本人也知道要教化百姓，稳定民心，必须首先端正官风，要用严猛手段惩治贪官蠹吏。必须要求各级官吏“端己率属”，吏治不清，人心不古，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在于高官大吏贪腐不廉。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之整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看来道理也并不是难懂。然而毕竟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毕竟是社会存在左右着人们的意识。这或许是乾隆反贪，所留给我们的教训。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