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物质和精神的富庶并不能真正说明一切，有个金钱朝哪个方向流动的问题。直白说，各项开支的比例如何，富裕了的是哪些人，贫困者又是哪些人？这些都是必答题，不可忽略。再仔细一点，所谓富，富到什么程度，贫，又贫到何种地步？社会上是饫甘餍肥之人多，还是吃糠咽菜的人多？这些根本不是“富庶”二字可以回答的。然而这些问题比富庶本身重要。宋朝富庶，据说北宋的年财政收入是明朝的十倍，一些人很滋润，比如高官大员。官员的俸禄名目繁多，光正俸就包括俸料、衣赐、禄粟三种，宰相一个月俸料三百贯，月禄粟一百石，还有春、冬衣赐绫等等，各种收入加起来，宰辅一年的收入总在一万贯以上。蔡京一顿饭仅包子一项就要花掉一千三百贯钱。一千三百贯钱，意味着什么？一个中产之家，一年的收入大约在三十贯左右，四十多户中产阶级一年的生活费总和才抵得蔡京一顿蟹黄包子。还有，宋朝的土地制度与以前不同，可以自由买卖。这不错，有点创新的意思。但最终是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土地，被只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官僚、地主、寺院所占有，占人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左右的农民却只占有少量的土地。《宋史？食货志》称：“自阡陌开，使民得以田私相贸易。富者恃其有余，厚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薄移税以速售。”这情形足以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农民以土地为生，没有土地的日子没法过，于是阶级矛盾[注: 广义解释 广义指不同阶级之间因利益和要求不同而产生的矛盾。 狭义解释 狭义指剥削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因利害冲突而产生的矛盾。]就尖锐起来。淳化年间王小波起义时喊出的口号就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绝对的平均主义有害，但贫富的差距太大也有害。最少容易使社会走入极端，失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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