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士风”酿成的特殊性又与经济密切相关。当时苏州堪称东南第一胜会，经济总量占到全国十分之一。以苏州为中心的整个江南（更包括扬州、徽州以及浙东宁绍地区）繁盛的经济活动激活了商人和妓女群体。商人对娼妓文化的消费推动妓女素养的提升，由此后者中的佼佼者（上厅行首）得以有能力慰藉失意或狂狷文人的心灵。在女色黏合剂的作用下，辗转形成了“士商相杂”的局面。而这一接驳的结果，即是大量文人在思想倾向上出现对主流道统的背叛，相约大跳“江南Style”起来。

《案上书》中的其他篇章如《追寻逝去的文化精神》、《江南士族与文化权利》、《浮华与苍凉》等同样以翔实的考据为建构“士风”主题出力。作者很善于从古籍中发掘看似细碎却能小中见大的情节，而这正是余同元教授所赞许的“抛开所谓正史囿于紫禁城内的那点‘宏大叙事’，而从事件的细节铺陈开始，或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入手，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寻找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比如“瘦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扬州等地将穷人家瘦弱的童女买下，教授琴棋书画，最后卖给大户人家做妾，这类女子被称为“瘦马”。该书叹道“这种‘文化词汇’只有士林才想得出来。”而当士人愿意将声色之道作为精心雕琢之器时，岂不正可印证其心境之荒芜寥落，已到了何种程度。

该书的第二卷《微读书》由作者在微博上撰写的读书笔记集结而成，其中很多作品正是《士风乍起》得以完成的辅料和柱石。我经常浏览简雄的微博，作为一个传统的媒体人，他时常为纸媒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存留问题思考踌躇。而作为一个新媒体研究者和鼓吹者，我从来对旧媒介捧起的黄卷青灯抱以颇为冷峻的眼光。某种意义上说，此间乍起的或者也是一种新时代的“士风”。而个中原因的分析评判，我很期望能在其下一部作品中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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