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王夫之以为,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因为“(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语见《读通鉴论[注: 《读通鉴论》-《读通鉴论》《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是王夫之毕其一生心血,从69岁开始动笔写作,在其逝世前才完成的一部史论。]》卷二十《太宗》之十一。)意思是太宗时的法令严密,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列位可别以为古时候的国境线都是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以任人自由出入。要知道,当年玄奘法师因未取得政府的通关文牒而偷渡出境,过五烽,涉大漠,九死一生,如果没有第一烽校尉王祥和一干关吏的帮助,恐怕早成一堆白骨了。(事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
再者,这其实也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为在李世民前,早有人干过。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十九“纵囚不始于唐太宗”条谓,纵死囚归家始于后汉的马援,自后汉、两晋、南北朝至于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纵囚的,共有二十余次。而只有李世民一人独得大名,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用心。
“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功耳。”(语见《朱子文集·卷一·答陈同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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