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隋炀帝-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0日）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文帝杨坚次子，母文献独孤皇后。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兴众百万，北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死者太半”(《隋书》卷二十四)，大肆营造，虚耗民力的弊端，李世民告诫手下：“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唯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新唐书.李勣传》)可见，李世民并未将长城看作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他对长城的作用与意义评价并不积极。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突厥屡犯，边患日亟，鉴于秦汉以来防御匈奴的历史经验，朝廷官员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向其建言，“请修古长城”。李世民认为：“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资治通鉴》唐纪九)在他看来，扫清外寇，消除边患，缔造和平，修筑长城并不是正确选择。他对群臣说：“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新唐书·李勣传》)委派李勣，他看重的是“人才”；避免“劳民”，他重视的是“人心”。在他看来，人才与人心，与长城相比，作用更加强大而持久。事实也是如此，唐朝政权经过“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注: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比较清明，任用贤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强大的国家，“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中古时代的中国，也只在唐朝首都长安呈现过。外敌的消除，国势的昌盛，其所依靠的恰恰不是长城。

在中国，另一个贬低长城的领导人是清代的康熙皇帝。清取明而代之，八旗骑兵翻墙而来，夺关而入，对长城的防御功能如何，体会得更直接。康熙三十年(公元一六九一年)五月，总兵官蔡元报告，古北口一带，长城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有关部门“拟同意”并上报请示。康熙皇帝随即下达“上谕”:“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在康熙皇帝看来，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望于某项“安全设施”，即使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还是美国的“NMD”、“TMD”(战略、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康熙圣谕中的“民为邦本”，虽然不能与“民主政治”相提并论，但它毕竟属于传统文化的精髓。“守国之道”乃“修德安民”；“众志成城”则“边境自固”；“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民心悦则邦本得”。作为一个满族皇帝，见解如此，殊为难得。不特如此，康熙皇帝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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