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开始，历代统治者建立的赈灾救荒办法不可谓不完备。汉宣帝时，“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隋代设立疠人坊是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隔离病院。宋朝的赈灾救灾措施最为完备。设有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养济院等。还有负责收葬无主尸骨的机构，即漏泽园。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宋史·徽宗本纪》载：“辛未，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崇宁元年(1102年)置安济坊于各路，收容贫病无靠者给予医药。”也有地方士绅出资者，《宋史·苏轼传》载：“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槖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亦重视赈灾救难，如乾隆在位时，专用以应付灾难的国家储备粮仓库———常平仓发展快速，储量超过四千万石。

但凡事有利则必有弊。帝国在动员能力增强的同时，由于疆域广阔、官吏层级增加，而其统治方式又非周朝“封建”那种层层转包。在西周和春秋战国，诸侯、大夫在自己的封地里权力世袭，一般说来赈灾会尽心尽力。秦以后实行的是郡县天下，派流官———即皇帝的打工仔去治理某地。那么有些官员就打赈灾救难钱粮的主意，损公而自肥。历代王朝尽管惩治官员贪污赈灾救荒钱粮时律法甚严，但这条古老的高压线，一再被触碰。

如明嘉靖八年，连岁饥荒。户部广东司佥事林希元上《救荒丛言》，很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何救荒，“上嘉其言，然竟不行。”沈德符为此评论道：“大抵救荒无他法，惟上官悉心经画。如甲午河南一赈，到少卿钟化民力居多，二贪令借赈自润，竟置重典，法始得行。若庚寅年给事杨文举赈江南，恣意冥行，虽以墨败，而孑遗已填沟壑矣。”

可见官员“借赈自润”是帝国时期赈灾中最大的痼疾。康乾时期，国力强盛，朝廷用来赈灾的钱粮自然更巨，于是乎贪污赈灾钱粮也是空前的———但非绝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西临汾人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分管民政财政的常务副省长。由于甘省天旱少雨，易发灾荒，清初沿用前明旧制，准许甘肃士民捐纳豆麦用来救荒，可取得国子监生资格，由此可直接参加乡试，此法称“监粮”，后停止实行。不久，朝廷又令肃州、安西官府按旧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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