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不但严禁旗人在工作地买房，还禁止旗人官员带着年满18岁以上的儿子上任。乾隆七年规定：“历来旗员后辈随任在外，年至十八岁者，例应来京。”意思是，旗人在外做官，孩子假如不到18岁，可以跟着他在工作地栖身，除有特例，若超过18岁，必须送回北京。

如此规定背后有玄机：一是旗人后辈过于蛮横，欺男霸女，妨害治安，而当地司法机关又碍于面子，不便惩处，于是滋生和谐隐患；二是担心旗人以”子女成人为由”在当地买房。对此，乾隆思来想往，索性把这帮“衙内”强留北京，如此可以“一箭双雕”！

不准官员在当地购房，那官员住哪呢？原来古代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类似现在的“机关大院”，办公住宿连为一体，但官员所住房子属国有资产，官员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须按清单归还，除少数“有立功表现”的官员由皇帝赐给住宅外，大多数官员要么返回原籍，要么自行解决。

唐玄宗登基不久，前朝宰相李日知退休，即命家人整理行装，马上搬出官邸，移居乡村住宅。太太惊问何故，他说他已经退休了，太太大怒：“家产屡空，何家之有？”宋仁宗[注: 宋仁宗赵祯（1010年－1063年），中国北宋第四代皇帝（1023年－1063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时宰相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只好长期借居南京车院（相当于现在的驾校），直到去世。连宰相（国务院总理）都不能占住官邸，其他退休官员也就可想而知。

从元到清，政府为何独对官员出台“禁购令”？原因实则是严防官员腐败，目的是维护自身统治。毕竟官员收贿方式花样繁多，唯独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难以查清，既然难查清，索性就不让他们在工作地拥有房产，于是就产生了“潜规则”：不管是谁，只要在任职地买了房，就默认他是贪污，就摘他的乌纱帽，打他的屁股，没收他的房子，甚至“连坐”知情官员。

尽管政策很严厉，但元明清特别是后期，官员贪腐盛行，不少官员就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想方设法在任职地买房子，使中央政策成为一张废纸；其次，即使被上级查出来，只要多给上级一点好处，大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有的搞异地购房。尽管存在上述弊端，但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却一直高悬官者头上，到底会有些收敛，总比他们“可以合法、随意在自己的管辖地购房”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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