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官,相当于今日的铨叙、人事部长,雅称大冢宰。-libushangshu]、相国右长史、散骑常侍、左卫将军等职,最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不过,进入仕途并非一个人的原罪。我们知道,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社会,诗词歌赋从来都是士之末技,进入官场以天下为己任,才是知识分子的正道。江淹自不例外,这一点,不可以现代人的眼光予以苛求。况且,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江淹虽然在官场上显得比较老练,但显然不是钻营苟且的“官油子”、“官痞子”一类,而是颇具人文情怀和管理才干的能臣。他为官清正、不避权贵,在担任齐御史中丞的时候,曾一口气参倒中书令谢朏、前益州刺史刘悛等一批庸官、贪官,史称“内外肃然。”当时还在为相的齐明帝萧鸾称赞他“公事不妄行”、“宽猛能折衷”,“足以震肃百僚也。”还感叹说:“自宋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梁书·江淹传》)
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是有限的。在官场上殚精竭虑,兼为官场潜规则所束缚,自然会影响到江淹在文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自然令人惋惜,不过,惋惜之余,又不能不令人产生某种敬意。
我们知道,当代社会里,“学而优则仕”依然有着不小的市场,不少在学术领域取得一些建树的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专攻的术业,或心急火燎、或半推半就地进入官场。可奇怪的是,这些人不仅没有因为繁杂的公务而耽误了原先的业务,身为专家学者的名声反而较前更盛,有的甚至成为“两院”院士。恐怕并非是当官真的能激发他们的学术创造,而是高高在上的官位为他们攫取更多的利益创造了条件。
相比较之下,江淹就显得过分的“死脑筋”,不知善用资源为自己搭建逐利的平台。如果他也像当今“学者官员”那样,利用职务之便,将课题、经费、评估权力牢牢控制在手里,再网罗一些青年才俊为其卖命打拼,又何愁不能坐享其成、“江郎‘才进’”?如果他也像当今“马屁官员”那样,发表论文时将领导的名字署在前头,将自己的才华与成果当成取悦上司的贡品,又何愁担上“以文凌主”的嫌疑?如果他也像当今“时尚官员”那样,与时俱进,领导喜欢什么词儿就改唱什么调,又何愁不能雄文迭出、著述等身?
从这个意义上讲,“江郎才尽”虽然让文学史上少了些许绚丽的色彩,但世上却因此多了一个活得颇为坦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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