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截拿，是被控告的地方豪绅在路上抢走京控者的盘缠，阻止其京控，但地方豪绅显然与地方官员有勾结。有的就是地方官员派差人截拿“上访者”。比如清末的东南漕运系统中，地方官员甚至养着打手“专殴控漕之人”，使得东南办漕之民，控告无门，又进一步激起民变。最奇怪的是“截访”甚至有时是全国一盘棋，比如1836年四川陈某打算京控，到达北京附近的涿州时，因为东西被窃而告官，当地查验现场时搜到状纸一张。州官直接通知直隶总督琦善，并将陈某解回四川原籍，不令京控。

京控的法律制度到底是怎样的呢？

早在《周礼》里就有“肺石听辞”、“路鼓之制”，这是百姓向皇帝、中央机关上访的最早记载。路鼓后来演变为“登闻鼓”、“鸣冤鼓”。但向皇帝“直诉”，乃至一切告状，并不是统治者喜欢的。查一下《大清律例·刑律·诉讼》就会发现，那不是什么诉讼法，而是“不让告状法”。其中维护告状人权利的“听讼回避”只有一条规定，而打击“诬告”的有26条规定，打击越级上访的“越诉”条目有27条规定，剩下的就是官府严厉打击“教唆词讼”之类的规定。

“越诉”与京控的“直诉”关系密切。从隋代开始，统治者就确立了严格的逐级告状制度，案件必须经县、郡、州、中央省部逐级上告，越过一级就算“越诉”；只有走完上述程序后，或者官员都不受理时，才可以敲登闻鼓向皇帝直诉。如果向皇帝“越级上访”，那么也构成越诉。唐代法律规定：越诉就是犯罪，要笞四十；官员受理越诉，一样是犯罪。还有一种直诉方式，叫“邀车驾”，俗称拦驾告状。唐代把这视为普通的“越诉”，即便冲入皇帝仪仗也只是杖六十。但明朝法律规定：告状者冲入皇帝仪仗，就可判绞刑。事实上，随着京控者越来越多，明清两朝应对京控的措施也越来越严厉。

明朝晚期每一朝皇帝都会出台严控京控的新政策。比如嘉靖朝规定：告状者“于登闻鼓下及长安左右门等处自刎自缢，撒泼渲呼者，拿送法司，追究教唆主使之人，从重问拟。”可见当时通过自残告状的人，并不少；明朝统治者也并不顾惜，这些规定都被清朝所继承。

清朝规定，上访者只可敲设于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之外的“鸣冤鼓”，但不允许“邀车驾直诉”。咸丰元年，皇帝从西陵回京，有当地妇女希望减免粮租就拦驾呈诉，因为兵丁拦阻引发冲突，妇女们拿石头掷打兵丁。此事为首者张伊氏，以“妇女犯殴差哄堂罪”，发配边疆驻防地为奴。

清代对于京控的处理流程有明确规定：都察院接受上访后，认为情节较重的向皇帝具奏；情节较轻的，受理之后再转回各省总督、巡抚办理。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每年两次，催告各省逾期未结的案子，并向皇帝汇报。

前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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