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王道”,讲“仁、义、礼、智、信”,讲“中庸”,好听得多,也有利于维护统治。所以,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图形。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奠定了儒家宣传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用儒家之表来掩盖法家之里,是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而且,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也不是孔子、孟子原来意义的“儒”,是官方根据自己的需要解释的“儒”。官方对“儒”的解释是绝对权威,谁要反对就扣上“反儒”的帽子,坚决消灭。“儒”又成了打击不同政见者的棍子。其实历来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欺骗人民和打击不同政见者。
法家主张国家至上,而代表国家的是君、皇帝或其他称号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都是君的,所以,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如何统治就如何统治。法家正是要教导君如何利用“权、势、术”来统治人民的。因此,封建专制的实质就是“君临天下”的一人统治。我们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大秦帝国》证明了,秦国正因为有秦孝公、秦始皇这样的明君和商鞅这类贤相才统一了中国,而当时甚至比秦国还富有、强大的魏国等六国,就是因为昏君庸相而败国的。中国历史上的光明时期也在于有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大帝之类的明君,而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也无不与昏君相关。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英雄创造历史”的说法。一个人决定天下大事是各个时期历史的共性,但也埋下了祸根。
首先,在封建社会的继承制下,君是好是坏就取决于遗传因素了,但遗传不能复制明君。因此历史的发展往往取决于是明君,还是昏君。从《大秦帝国》中看,从秦孝公到秦始皇之间既有明君也有昏君,但总体上是明君多于昏君,而且明君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大于昏君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所以秦国成功了。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秦国每一代都是明君当权,统一中国的步伐是否可以更快一些?当然,如果是秦孝公之后没有明君,中国历史就不知该如何写了。明君与昏君的交替出现就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乱治交替。当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之身时,这不能不说是悲剧。
其次,一个人再伟大也不会没有缺点,而且再伟大也不会不犯错误。当同样一个君伟大正确时,他会推动历史进步,但当这个君犯错误时,也会阻碍历史进步,给人民带来灾难。在《大秦帝国》中当秦始皇伟大正确时,他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当他重用赵高和李斯,又排斥可成为明君的扶苏时,就造成秦二世而亡,并给人民带来几十年的战乱,百姓涂炭。评价秦始皇不能只肯定其伟大的一面,而忽视了他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犯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其实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如此。
明君犯错误比昏君的结果还可怕。明君靠自己过去的业绩造成别人对他的绝对迷信和绝对僵化,这时他就成为神一样的绝对权威。他个人对自己的迷信也膨胀,当他作出错误决策时别人只能盲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也会淹没于全民皆疯的状态之中。秦始皇后期的决策即使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也没法抵抗,正在于此。在明君的领导下,大家可以一心一意干好事,也可以一心一意干坏事。这是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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