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两个世纪后，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英语学习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虽然不得已身为“傀儡”，但这位思想开明又颇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单单是敢于以身作则、带头学英语的胆识就值得人们称赞。他以九五之尊带头学习“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蛮语”，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就连慈禧老佛爷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917年6月，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虽然复辟闹剧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时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用的课本是《英文法程》；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童话、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庄士敦相当满意。幼年时的英文学习，给溥仪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1945年东京审判[注: 60多年前一场正义对邪恶的国际大审判在日本东京进行，史称“东京判”。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这是国际社会共同意志和人类正义的体现。]时，溥仪面对法官的英文质询，对答如流，不需要戴同声传译的耳机。
学校：中西并进“寄托”美国
康熙皇帝设立的四译馆和俄罗斯文馆最终成了“摆设”。到了晚清，在外交场合，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国人担任翻译。这些外国人往往是各国使节的翻译，也可能是在华的传教士，但有一点共性是，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使用各种伎俩为本国谋利益。迫于这种情况，清廷在奕䜣等人的奏请下，率先在京沪穗三地设立了同文馆，致力于培养精通外语的高级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师、船政、铁道等学堂也纷纷开展外语教学。
京师同文馆于1861年首先设立英文馆。在英语教学上，直接移植当时正在欧洲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即让学生通过大量的中英文互译练习来学习和掌握英语。低年级的学生往往“浅解辞句、练习句法、翻译条子”，到了高年级，课程则扩大为“翻译选编、翻译公文、练习译文”等内容。同时，学生还得不断地翻译西方书籍，成绩显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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