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乾隆五十五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先让我们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政治局面：“(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贪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李朝实录》)及至乾隆六十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贿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李朝实录》)。

中国人的说法当然比朝鲜人还要激切。章学诚说：“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加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场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则说，乾隆晚年，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

也就是说，官僚体系已经快烂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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