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解读局限于《诗经》，且仅采其中两诗，以之论中国乡愁传统似乎不够全面，却别具启发意义，以此深入考察中国乡愁传统，可发现：在中国社会传统中，“乡愁”体验实质是离开本乡本土的离家者在家乡之外获取了安身资本，从新的社会身份认同回望自己与家乡的“距离”，离家者既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种“距离”，又因自身已获新的安身之所因而对这种“距离”产生了艺术性的赏玩，两种体验杂揉即是“乡愁”的况味。没有获取在家乡外安身的资本，“距离”彼岸的故乡于他而言只有“乡悲”而无“乡愁”。

在中国乡愁传统中，“乡愁”的书写，绝少见于以乡民主体为创作者的民间文学艺术中，相反，绝大多数的“乡愁”吟唱出现在以士人为创作主体的精英作品中。这些士人群体通常是生于乡土社会、壮年游宦他乡，在游宦任上他们对故乡的回顾与书写，构成了中国乡愁书写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离乡历程已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进城务工人员出现；第二个阶段，90年代初叶，进城务工人员大量涌现；第三个阶段，新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渐成农村去家离乡的人群主体。自80年代初至今，中国农村的去家离乡群体主要是以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为主，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拼搏在城市，但城乡二元体制注定无法获取在城市立身的资本，因此，不管他们在城市如何付出，农村始终是他们的宿命，本乡本土于他们而言乃是“乡悲”的对象，其实并无“乡愁”可言。

为何新型城镇化建设要让人“记得住乡愁”？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正在展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在未来创建不一样的中国农民去乡模式。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在于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深入的地权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引导中国“农民”向“市民”转变，最终使中国农民在地权流转中虽然去家离土，但在合法权益获得保障的前提下，仍能获得稳定的立身资本与身份认同。其间，地权流转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搬迁进城或在地城镇化。毫无疑问，离土的农民如何延续其在土地上生长并传承千百年的乡土传统将是关键。　耿 波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