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战乱不断，灾荒连年，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由明清秘密教门演变而来的会道门因而获得了发展泛滥的社会契机。民国年间会道门不仅信徒众多，组织庞大，而且活动频繁，在许多方面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引起各种*势力的关注，并与之发生了各自不同的关系。本文主要探讨建国前中国*党对会道门政策的演变，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中国*党通过民国年间与会道门多年的接触和斗争，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对会道门的基本政策逐渐明确。就其历史的演变发展而言，大略可分为四个时期： 

（1）大革命时期 

      中国*党与会道门的早期接触，可以上溯到大革命时期。中国*党在发动和领导国民革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因而开始关注各地与农民关系密切的红枪会、大刀会等会道门组织。1923年底，陈独秀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①]1925年1月中下旬“四大”召开之后，中国*党进一步明确了组织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正式通过决议，认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②]绝大部分由农民群众组成的会道门武装随即进入了*党人的视线。大约在1925年春夏，中共北方区委党的领导人李大钊最先注意到安徽六安大刀会的暴动事件，指示北方区委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并于该年11月派人去六安做了秘密调查。[③]在1925年底到1926年2月间撰成的《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李大钊断言“如哥老会、红枪会等皆为旧时农民的自卫的组织”，并号召“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④]在此前后，先后又有数位重要的*党人撰文表达对大刀会、红枪会等会道门问题的看法。如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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