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对会道门武装中的一般会众进行争取。1933年10月，苏维埃闽赣省政府公布了一封劝告大刀会徒自新参加革命的公开信，号召“凡被欺骗压迫误入大刀会”的会众觉悟起来，“杀死你们的狗师夫(傅)，杀死在你们一块的土豪地主，带枪来当红军”。并提出乘机自新可以既往不咎，如继续作恶，“必照法追究”。在党的这些工作的感召下，部分会道门开始分化，有的群众愿意接受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江西、闽赣根据地许多群众纷纷跑回来分田分山，闽北建瓯、松溪、政和一带拥有一万多会众的大刀会头子林熙明在红军的努力争取下，最后与红军负责人黄立贵等吃了鸡血酒称兄道弟，并由此带动了闽北绝大多数的大刀会成员参加革命。[33]在湘鄂川黔根据地，通过与黔东“神兵”武装的长期斗争和运动后，贺龙、夏曦等以“首先接近他们，然后用土地革命的口号和土地革命的斗争争取下层群众”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34年6月15日，红三军在沙子坡召开群众大会，贺龙、夏曦、关向应、卢冬生联名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阐述红军对神兵的政策、方针，表示与他们建立亲密的革命联合，并对他们提出了争取自身解放的五条要求。”以冉少波为首的一部分“神兵”后来参加革命，并改编为由军部直接领导的黔东纵队。[34]
应该指出，由于这一阶段党内先后三次出现“左”倾错误，也相应波及到党对会道门武装的政策。1927年11月到1928年4月间，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在对运动会道门武装的决策中就出现了偏差。1927年底，中共中央作出决议，认为“各省红枪会等类农民组织的发现，以及这种组织的奋起斗争，也就证明农民了解武装斗争之必要。中国*党要努力去肃清这些组织之中的反动分子，肃清农民意识里的反动遗毒，努力去改变这种组织，使成为真正阶级的组织，能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党员应当到这种组织之中去进行适当的工作。”[3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而在实际工作中，为迎合所谓“直接革命的形势”之类的提法， [36]又多夸大红枪会等会道门武装的革命意义，对争取群众缺乏细致的长期的工作。如对1927年11月胶东自发暴动的大刀会、红枪会，中共山东省委“只注意了领袖的接洽（甚至利诱）和军事行动，而忽视了暴动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8年2月安徽省临委恢复后的一段时间内，“沉溺于土匪刀会运动，而没有深入群众”，同年4月中共满洲省临委“忽视发动工农基本群众的工作，幻想利用大刀会、土匪武装组织暴动，致使东北的工农运动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恢复和发展起来”。当时，瞿秋白等人将北方会道门的骚动看成是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论据，他在1928年2月向*国际的报告中认为，“北方的饥民骚动，河南、直隶的红枪会大刀会等的骚动，奉天通化的大刀会已经占领三四县，这些运动表现北方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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