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当时的*党人对会道门问题的复杂性和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是普遍缺乏了解的，因而多持过分乐观的态度，以致运动的效果往往并不如意。如第三国际曾派*党员到河南等地与红枪会接触，发布文告，策动他们反奉、抗捐、破坏铁路电线，或争取他们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保持中立”，但总的来说成效不大。[21]直到1926年底，党在中央局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河南民众与军阀的争斗是非常巨烈的，然而我们党在河南的组织，尚不能打入在一般民众中去领导这个争斗。”[22]由于会道门武装在*上的盲目性，组织上的封建性、落后性和思想上的顽固性，运动他们接受革命纲领很不容易，且极易发生反复。这使得从事农运的*党人觉得工作非常困难，甚至引起部分红枪会的疑惑和武装对抗。兼之后来以汪清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秘谋分共*，反动的红枪会气焰日渐高涨。如四·一二事变之后，湖北麻城的地主豪绅就“勾结收买了当地民团，通过大办红枪会等手段，拉起来了上万人马，开始了向革命力量反扑。”[23]马日事变之后，有的会道门武装更是在土豪劣绅的收买指使下，公开反对国民革命运动。湖北沔阳硬肚会惨杀农民五十余人，钟祥硬肚会惨杀农友十余人，麻城红枪会黑枪会白枪会残杀农友百余人，烧毁民房数十村。[24]这些暴行，充分反映了会道门武装带有的封建性与落后性对国民革命的严重危害。
（2）土地革命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党初步总结了对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会道门团体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会道门武装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七·一五”事变后，中共中央在发布的《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决定，今后运动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团体时，“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并指出在工作中绝不能一开始就去攻击会道门的首领，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急于破除其中的迷信成分，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只靠联络首领或借首领的招牌去号召群众，所有机械的、性急的手段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也是不能收效的。[25]在1928年中共“六大”的决议案中，再次提出了农民协会及其他农民组织对付红枪会大刀会的策略，认为“许多地方红枪会大刀会等在农民群众中占有伟大的势力，其领导权多半握在豪绅地主富农手里。但是这些团体，的确有群众的性质与反军阀的客观的革命的作用，党必须继续加紧下层群众中的工作，以便在这些组织中夺取领导权。并须在这些组织中的贫农中农群众中宣传党的主要的口号，使成为党在这些组织中的中心力量，并渐次改变其组织”。[26]次日，党中央又在《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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