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陆续裁撤，到本世纪初，被裁殆尽。绿营也大规模裁撤。自同治二年（1863）至光绪十九年（1893），有明文可考的共裁绿营兵17.3万多人，实际情况远不止此数。（注：罗尔纲《绿营兵志》第8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甲午战后，绿营又被裁6 万名左右， （注：周育民《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研究》，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到辛亥革命前夕，各省绿营被基本裁尽。 新兴的“练军”也有被裁的情况，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两江总督刘坤一裁江苏练兵1981名、安徽1296名、江西822名。 （注：《刘坤一遗集》（三）第991页。）这些勇丁被遣散之后，生活无着，纷纷流向秘密社会。 刘坤一指出：沿江各省哥老会“半系军营遣撤弁勇”（注：《刘坤一遗集》（一）第381—382页。），黄翼升也奏称：“查外间所称哥老会，多是游勇相率为匪”（注：《光绪朝东华录》（三）第3207页。）。笔者曾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列出过《光绪年间哥老会成员出身背景简表》，通过此表可知，在所列217名有明确出身背景或职业的哥老会成员中， 其充当各营弁员、营兵、勇丁及武举、武生出身者，占121名，几近60 ％，（注：参见拙文《湘军与哥老会的蔓延及其崛起》，载《曾国藩学刊》总第6期。 ）充分说明了哥老会的盛行与社会上大量充斥着的散兵游勇的关系。此表还反映出一个现象，哥老会成员中有明确籍贯者为180 人，其中湖南、湖北籍占92名，占一半稍强；而湖南、湖北籍的哥老会员其“结会地点”却大多不在本籍，而在长江中下游的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并且，光绪中后期以后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一方面说明，湘军兴起后，两湖地区投营充勇者特别多，因而哥老会成员也相应增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两湖哥老会沿江向中下游、运河地区伸展势力的趋势。
游兵散勇的大量存在并且纷纷结拜哥老会，引起了各省督抚的焦虑和惊恐。光绪十七年（1891）两江总督刘坤一奏称：“江苏自兵燹以后，伏莽未靖，游勇会匪到处勾结为患，以致盗风日炽，剽劫频仍”（注：《刘坤一遗集》（二）第689页。）；二十四年（1898）七月， 刘坤一又奏称：“沿江之九江、安庆、芜湖、大通、金陵、镇江、仪征、瓜扬一带，五方杂处，往往藏垢纳污。……至游勇中每有哥老会匪、安清道友，踪迹诡秘，支党蔓延”（注：《刘坤一遗集》（三）第1051页。）；光绪八年（1882）四月刑部奏折中曾详细地描述了各省游勇、会党的猖獗情形：“直隶称西北临边，东路滨海，时有马贼海盗勾结为患，张、独、多三厅，广袤千数百里，匪徒肆行无忌，西南为枭匪出没之区，……奉天称海疆大定，腹地有遣散未尽之游勇；……黑龙江称有马贼什伯为群，陕西称抚回罔知法纪，江湖等会党羽动至数百人之众。湖南、北称遣散勇丁抢劫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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