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源流研究这个难题，至今仍有一些疑点有待于进一步解决。近年以来，史学界有些论者对清朝乾嘉年间业已出现的，并在信仰风习上给予后来的义和团组织以深刻影响的某些民间结社作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但是，从道光初叶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有关这类民间结社的记载却出现了将近八十年的空白。比如，在乾嘉年间几次由民间宗教组织的农民起义中，“义和拳教”的活动相当活跃，而在晚清的文献记载里，则一直没有再发现它的历史踪迹。这种现象，使史学界对于甲午之后反洋教的义和拳与清中叶的义和拳之间的关系，产生各种不同的推测。笔者曾认为，根据对乾嘉年间义和拳的地缘关系与武术渊源的考察，它与直鲁一带民间颇为流行的梅花拳有着某种联系；同时，山东巡抚张汝梅在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的一份咨文里，也有当地梅花拳“本名义和拳”的记载，（《总署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张汝梅咨呈总署文。）故情况可能是这样发展的，即经过清中叶官方对于民间宗教反抗运动的严酷镇压，道光朝以后的义和拳是借助于当地的梅花拳会而隐蔽与存在下来了。梅花拳会在近代的继续活动，孕育着甲午战后义和拳再露头角的条件（参见拙稿《乾嘉朝义和拳浅探》，《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１９８２年版。）。

　　不能认为这些根据已经很充分了。因为要论证晚清年间直鲁地区的这两种拳会是否发生融合与更替，除了借助于各种旁证之外，更重要的是应当进一步去考察晚清年间直鲁一带梅花拳会的具体形态。就是说，要看它们是否确实承接了清朝中叶义和拳那种独特的内涵。不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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