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的宗教结社盘根错节。冠县、莘县一带是“义和拳邪教”的故乡。王伦起义留下了教门与拳会互相融合的传统。而临清是王伦起义称王的地方，古运河畔“王伦坐殿”的遗迹，给予旧时代的反叛者一种皇权可以取代的启示。王伦起义之后，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直隶八卦会首领段文经夜袭大名府，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天理教在直鲁豫三省发动大起义，都大体上是沿袭了王伦那种传教与习武相结合的组织形式。通过在这个时期的有关文献可以看到，当时华北地区的教门联系或建立起各种拳会，而拳会则崇奉教门的信仰，或支持、掩护与配合教门的活动。它们联群结党，此呼彼应，以原始的反抗方式扰乱着日益没落的封建统治秩序。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梅花拳逐渐接受了民间宗教的影响，而在义和拳成了“邪教”的同义语屡被严禁之后，继续适应下层人民反抗斗争与联村自卫的需要，演变成了“外武内文”的神秘性团体。当年义和拳里惊世骇俗的“无生老母”的神号，虽然被“寿元老母”之类所取代，而场分文武以及烧香、持咒、集会、供清水等一套神秘的仪式，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存着清水教的遗风。由此看来，道光朝以后关于义和拳的文献记载一度消失的疑案，可以从梅花拳更广泛的活动中得到解释。而梅花拳会之所以能够那样公开地在集市上“亮拳”摆会，除了它们曾经是为人们所熟知民间拳派外，还在于晚清的封建统治更加衰弱，已经无法控制“地处边疆”的民间结社了。
“义和拳教”与梅花拳会之间的承接与交替，不是偶然的巧合。神教信仰及其相应的团体与活动，是受社会的*经济条件所制约，并与之相互渗透的文化现象。在社会的*环境和经济水平没有发生重大变动的前提下，神教信仰及其组织、活动的外形尽管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但终将会保持着其内在特征的凝固性。晚清梅花拳所保持的乾嘉义和拳的传统特征，一以贯之地反映了封建农村的底层民众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
中国几千年来的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铸造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那种务实求存的民族性格。世俗的、入世的意识始终高于超越的、出世的精神。小农把自己无法控制的自然与社会力量折射为神，而对神的信仰以及依据这类信仰所集结的团体，仍然是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家里有病人，不得不信神”（临清民谚）。在文化闭塞、缺医少药的贫脊的农村，巫与医往往交融为一体。义和拳——梅花拳的草药*、气功咒术，吸引了贫病交困的民众。至于所谓的占卦问卜、预言休咎，实际上乃是饱经沧桑的教门师父，借用神的名义和语言来慰籍受难者或向他们传授自身的处世经验。受这种神秘意识控制的武场，则起了健身去病、防匪护村的作用。至今冠、威一带拳乡的老年人在回忆往事时仍不无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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