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前，史学界关于“红灯照”的研究甚少。我所见不广，十七年中较为引人注意的论文，似乎只有《义和团运动中的妇女群众》（作者宋家衍等，载山东大学学报（历）1960第2期）及《“红灯照”的首领——黄莲圣母》（作者李俊虎，载天津日报1960年8月5日）两篇。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专著中涉及红灯照的也不甚多。但是，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之后，仅一九六七年四月一个月，全国几家主要报刊，就发表了有关“红灯照”的文章资料达十五篇之多。当时，随着戚本禹杜撰“红灯照”“前方杀敌，后方除奸”，“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英雄气概”，“红灯照”变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成了青少年在打倒刘少奇同志时应予学习的榜样。批林批孔后，“红灯照”更被捧入青云，她们“不仅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为挣脱孔孟之道束缚的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伟大的鲁迅曾慨叹过中国的所谓正史涂饰太厚，使人难以看出历史的本来面目。读文化革命中或批孔时一些关于“红灯照”的论述，深感这先哲的慨叹并未完全过时。所以，对此重新研究和认识应当说是我辈的一种责任。可惜“红灯照”资料零星散乱，而且间接传闻属多，直接记述尤少。本文粗陋冒昧，拾零集碎，略作考析，是希望透过岁月的灰尘，能从中窥见一些历史的真实，并以此就正于史学界。 

　　一 

　　义和团运动中，“红灯照”起于何时，未见明确记载。但义和拳尚红及有“红灯”之说，却为时颇早。一八九九年平原朱红灯起事，即以“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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