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的存在，是构成秘密社会必须具备的社会土壤。明初朱元璋立国，对游民问题大加惩治。首先，他要求统治下的臣民百姓，无论是出仕、务农，还是做工经商，都要各务本业，决不允许闲惰。[2]其次，他规定，若有军官军人学唱，就“割了舌头”，若下棋打双陆，就“断手”，蹴圆踢球，就“卸脚”，做买卖经商，就“发边远充军[3]。明成祖朱棣也有乃父之风，他对游惰之民的禁止也极严厉。他下令，让那些无恒产却又好讼的““奸民”，即无赖游民，归于田亩，授田耕种”[4]。 

    明太祖、成祖这种雷厉风行的措施，使明初几十年时间里部分消除了乡村土地兼并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大多依附于土地上，从而导致城乡无赖阶层缺少必要的后备军。所以，在明初的洪武、水乐、洪熙、宣德几朝，无赖游民的活动仅有零星的记载，并无大量出现的迹象。与此相应，秘密社会的活动也是销声匿迹。 

    正统以后，由于乡村豪强兼并土地日趋激烈，更由于农村赋役繁重，一些自耕农或半自耕农纷纷宣告破产，脱离了土地，或流落到城市，成为城市平民，或窜迹山林，成为流民。所以明英宗在正统六年(1441)的诏令中也不得不承认，“近年有司劝农不至，种耕者少，游惰者多”[5]。又据记载，成化二十一年(1485)五月，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上奏，认为近来京畿旱荒，民不自保，只好人城就食，以致“流移之民聚集日多”[6]。京城内饥民的增多，一方面给社会治安带来一些麻烦，另一方面也不断滋生出社会闲散人员。同时，由于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渐趋繁荣，随之就有了一些新的天下码头的崛起。据载，诸如荆州、樟树、芜湖、上新河、枫桥、南濠、湖州市、瓜州、正阳、临清等处，都是天下商货辏集的大码头，[7]它们或在长江沿岸，或为运河钞关，大多为水陆要路，交通发达。在这些城市或商业大码头，由于商货会集，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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