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现代化过程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深刻的两难困境：要通过集权的开明专制来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整合，则清政权已经陷入合法性危机；要通过加快立宪来扩大*参与，则由于立宪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缺乏，而导致*整合的严重困难。这种两难矛盾是清末新政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后发展国家*发展中共同面临的难题。 

清末立宪运动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出现的，在立宪运动出现正好一百年的今天，重新审视立宪缓行论的思想，可以获得一些新的启示，本文所考察的立宪缓行派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采取立宪*所需要的条件的思考，对于西式立宪思潮的朴素批判，对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的重视与强调，恰恰是长期以来中国知识人所忽视了的，近代保守主义思想对激进论的批判，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思想遗产，对人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宪政”（Constitution）在西方的原意，是对政府的权力范围的限制，但这个译语到了中国，则演变为实现“君民共主，上下相通”的制度工具。后来人们正是沿着这一思维逻辑来重构中国*的。可以这么认为，一九零五年发起的立宪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思想文化上的“译语世界”的开端。清末的“筹备立宪”是“*译语”对现实产生影响的起点。固然，这种“文化误读”所激发的不寻常的**，是改造旧世界的“荷尔蒙”，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人不自觉地生活于自己制造的“译语世界”中，并根据自己对“译语”的误读，来改造自己的生活世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对立宪之争的剖析，为追溯这种“译语世界”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分析。立宪缓行派的思想言论，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朴素的“反译语”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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