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的民变，素来被称为民众对清政府的反抗行为，然而，如果我们从“革命史学”走向社会史学，却可在“民变”中发现无比复杂的历史内涵。本文以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为切入点，试图解析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清末民变”的丰富含义。

一

　　清末十年，清政府立意变革，“以期渐至富强”，其举措包括官制改革、教育改革、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奖励实业。这些实绩所包括的宏伟场景皆为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所无法企及。美国学者任达因此认为：“结束帝制后的中国，正是在这基石上决定思想和体制的方针，以至今日今时。”（注：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却是“帑项奇绌”、“库储一空如洗”。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与此同时，还必须应付巨额赔款与借款。以如此羞涩之财力，推行庞大的新政改革计划，势必捉襟见肘。为此，清政府不得不加税于民。1909年6月18日的《民呼报》报道说：“自举新政以来，捐款加繁， 其重复者，因劝学所或警费不足，如猪肉鸡鸭铺捐、砖瓦捐、烟酒捐、铺房最小之应免者，复令起捐。”清廷谕旨也透露当时的情形：“近年以来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注：《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251页。）此种情形， 不能不使农民直观感受到：“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注：《东方杂志》，1910年11月，第12期，《中国大事记》。）因此，他们对新政十分敌视，并直接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自治公所、警署、学堂之上。如“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