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农村骚动对新政变革举措的抗拒，原因有三：其一，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其二，乡村旧俗受到冲击；其三，由于社会转型期的普遍紧张心理。诚如时署四川总督岑春煊所言：“民情……浮动，故易于倡乱。”（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46页。）一有流言挑动，便群起而骚动。《川沙县志》载， 新政时期，某人宣称：某日将火某宅，某日将毁某校、某公所。有人问其故，答曰：反对新政。又问何故反对新政，答曰：新政害吾民也。再问新政何事、何故害民， 竟瞠目不能对（注：《川沙县志》， 上海同光书馆1936年版。）。而这样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骚动情绪，正是社会变革期、转型期特有的历史内容。

三

　　除了如上两大类型外，晚清乡村中的骚乱，还有其他种种动因，此处略作分述：

　　1.“抗洋捐”。此种骚动具有鲜明的反抗外来凌辱和腐朽统治的色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02年发生于直隶广宗的民变。庚子事变后，直隶署摊到广宗县的地方赔款为京钱二万余串，除由书院存款及商民借垫八千串外，又将县署所存赈银二千两全数支用，尚不敷七千余串，景廷宾所居东召村“始派捐村民五千缗，景廷宾不允，谓我大清百姓，输之国家虽多不吝也，若以赔洋教则不愿”。知县魏祖德上任后，复令各村每亩摊京钱四十文，超出原额两倍多。景廷宾愤而“传帖聚众”，打起“扫清灭洋”的旗帜，围教堂、杀官兵、反抗摊派“洋捐”和县官的借端勒索，其影响波及直南、直中以及河南、山东边境的广大农村。

　　2.民教冲突。庚子一役，各国教堂不仅从中国索取了巨额赔款，而且获得了在内地建教堂及传教的权利。教堂为赢得更多教民，给予入教者诸多颇有诱惑力的许诺。各地官员因畏惧洋人，在裁夺民教纠纷时，总是袒教抑民。两种因素的刺激，使教民数量激增、气焰日张，进而引发乡村骚乱。直隶定州乡民焚烧教民房屋，就是因教民与乡民争夺物产，乡民死伤数人而引起的（注：《东方杂志》，1905年7月，第7期，《宗教》。）。“山西绛州某乡民与教民因田产事涉讼，地方官袒教抑民，将某乡民严刑入狱，该处民人大动公愤，群起与教民为难。经省宪委员查办亦有压抑平民之意，该委员遂为乡民所毙”（注：《东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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