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第57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1263、1385—1386页。),并由满人占住要职。这种改革有名无实甚或“以退为进”,当然不能和明治宪政相提并论。
(二)统治集团重重矛盾的牵制。
清末最后几年,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是否立宪、为何立宪、怎样立宪等问题矛盾重重,从不同侧面严重牵制了“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的模仿。
1、反对立宪者多方设障。1906年7月考政大臣回国,大致以日本为模式奏请仿行宪政,一度颇为清廷重视,屡受召见。端方尤因与李莲英“契合”,居然得以随时进见且可长谈。反对立宪者气急败坏,为防“患”于未然,深得太后宠信的铁良公开出面干预,“端能随时进见,铁竟能随时阻止”,彼此“两不相下”(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9页。)。那拉氏命廷臣会议,守旧派代表纷纷发难,有的干脆提出,中国国民程度不高,连日本宪政也不宜仿行。只是握有实权的庆亲王、袁世凯赞同立宪,廷臣会议才得以议决奏请仿行宪政(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辛亥革命》(四)第14—17页。)。待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派载泽主持先行厘定官制时,反对立宪者再次以种种借口进行阻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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