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重于军队；军国民教育则将以施之人人，长其敌忾保种之气”（注：《中央教育会第三次大会纪》，1911年7月28日《申报》。），坚持后者重在培养尚武精神，属于学部的职权范围，无须请陆军部官员参与讨论。至于实行的时间，学部代表建议在陆军部实行征兵制之后。此案分歧主要在是否必须打靶演习和学习拳棍刀法，学部和部分地方代表持保留态度，以经费和安全为由，提请会议考虑。一些地方代表则认为学部是以种种借口取消或阻挠实行军国民教育，指责反对者“受外人之运动”，“愚昧不知世界大势”。（注：《中央教育会第九次大会纪》，1911年8月8日《申报》。）议案表决时冲突更加激烈，有拍桌者、顿足者，“势颇激昂”，个别代表大骂“学部司员把持会议”，鼓动地方代表“群起而和之”，会场秩序极为混乱。（注：《中央教育会第十次大会纪》，1911年8月9日《申报》。）罗振玉后来撰写《集寥编》，依然余怒未消，指谭延ｋǎｉ＠③、陆光熙等人提倡实弹打靶为“欲隐寓革命势力于学生中，两太史平日为党中之铮铮者，主张革命最力”。（注：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集寥编》，辛巳秋（1941年）印行，第29页。）后在学部司员的隐忍克制与其他会员的调解下冲突才逐渐平息。此案历经七次会议反复讨论，对基本内容做了一定修改后逐条表决，大部分获得通过。会议似乎并未收到沟通上下，集思广益的效果，与会各方几乎都毫不掩饰对会议气氛与结果的不满和厌倦。
中央教育会的安排和状况，当然令外省代表不满。会议还未闭幕，张謇就直言不讳地对来访者发表批评意见。他不仅指责“学部诸公既不知世界之大势，对于教育国民又无一定方针。此次所派该部会员虽不乏一二有卓识之士，然于教育原理、现今时局茫然不解者实繁有徒”，对各省代表也深表失望，认为其中“虽多教育家，然每遇一事，往往沾沾于字句之末，未能就全体立言。彼此因无谓之故，驳击费时，有致数小时者，且会场秩序之纷乱，语言之庞杂，几与剧场无异，甚者彼此谩骂。初不料聚无数之教育家演出此种恶剧，真令人气闷欲死。吾事尤忙甚，现在惟有求赶紧脱身之一法，早离此间一日，吾心早觉清净一日。至某之此来，对于政府诸公应尽之责已尽，应言之事已详言无余，将来能否见采，则非吾敢与闻”。（注：《张会长之愤言》，1911年8月9日《盛京时报》。）副会长张元济虽未公开表态，会议期间与友朋通信中不免真情流露，8月7日因“连日到会，并不劳顿，但毫无归束，心志渐懒，今日亦请假矣”。8月25日致函张謇，抱怨会议“言论庞杂，费时尤甚”（注：《张元济年谱》，第97—99页。）。其他各省代表更是牢骚满腹。陕西代表胡均认为“此会究难得良善之成绩。缘开会之初，俨分两派，各省派来人员则结为一体，专与学部人员反对。而凡议一事，则各省会员又有南北之见存焉。南人所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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