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筹办宪政方面，学部设想与清廷旨意存在缓急之别。通过中央教育会，学部为自己以其他形式普及教育、暂缓实行强迫教育的规划寻求民意支持。然而，学部以宪政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方针，只是片面地对上负责，一面试图通过议案以解宪政的燃眉之急，一面担心某些议案的内容朝廷不能接受。这种一味向上的态度，很难得到各省代表的认同。后者面对现实，希望解决一些长期困扰学务发展的实际困难，尽可能争取有利于兴学的条件和政策。这种期望值的差异，必然隐伏冲突的危机。加上会期虽已长达一月，令与会者倍感疲劳，但优先审议的学部9 件议案占了近3／4的时间，地方代表的众多提案却很少有机会讨论，这意味着他们最关注及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未受到重视，甚至无法表达。这当然会增加地方代表对学部的反感，产生对抗情绪并以非常方式渲泄。
不过，深入一步考察，在审查具体议案方面，学部与外省代表并非壁垒森严地两军对立。学部定为代表的民政部和陆海军部人员因故未能与会，指派会员一项又未及组织，除办事人员外，学部的正式代表仅十余人。而地方代表则有100多人。各项议案均以投票的多寡决定， 学部很难控制局面，与地方代表抗衡。会议期间，为答复与学部业务有关的各种质询，学部曾准备临时增派30人，“以便咨询与各司有关系之议案”，后因会场狭窄，仅设10人座位，“当特派员未派之前，部中人员曾因要求加派临时派员，在部中大起交涉，及经堂官派出，又有多人恐在议场出丑，不愿到会”。（注：《中央教育会之怪状》，1911年8月3日《申报》。）倘若学部与地方代表已成泾渭之势，为了操纵局势，即使临时特派员没有表决权，亦可出阵以壮声势。
在审查过程中，代表们对议案意见的不同，并不完全由所属划分。即使学部方面，为数不多的正式代表对具体议案亦颇有分歧。会议准备期间，学部官员对提交的议案就有异议，原定提出的初等小学缓读孝经论语案，因乔树ｎáｎ＠④极力反对而撤销，会议后来讨论的同类提案是由地方代表唐文治提出的。学部的军国民教育案原有中学以上练习打靶一条，部中各堂均表赞成，独左丞乔树ｎáｎ＠④以糜费过巨为由，坚决反对。经唐景崇驳议，乔仍不放弃，进而声言：“现在学生程度不齐，倘此举实行后，施之于一堂，则该堂监督即是靶，行之于一省，则本省督抚即是靶，全国一律照办，则学务大臣即是靶，流弊所及，不可不防”。言时声色俱变。唐以其反对过厉，遂将此条撤去。（注：《乔壳子反对军国民教育》，1911年7月24日《申报》。 ）会议讨论军国民教育案时，学部代表罗振玉、王季烈、范源濂、戴展诚对如何实行主张不一，发言中各抒己见。第9次大会上，因学部代表一再阻挠通过军国民教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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