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改革的时机所致。官制改革的第一步迈在1860年前后，时值鸦片战争失败后不久。应当说，这个时机的客观给予是不错的。可惜才出门就鸣金收兵，只设立了一两个机构就集中精力去搞洋务运动，且一去就是二十多年。于是，清末官制改革错过了国内形势基本稳定的第一个良机。洋务运动被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在军事上否定之后，要求改革*的呼声再度高涨，“百日维新”时期达到空前程度，本当大举动作。然而直到镇压维新运动两年后，在人心散、将士损的情况下才敲起改革锣鼓，又一次痛失良机。这就告诉我们：改革必须切实把握时机，时机也是成败之杠杆。

　　第四、与改革的参考物有关。清末官制改革的参考物主要是我国古代传统的*体制和近代西方的物质文明，所谓“托古改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两个参考物是极不协调的，一个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另一个属于经济基础范畴它们同时作用于官制改革点，且身上带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所留下的深深烙印，显然矛盾重重。官制改革后期虽然把近代西方的*体制形式引了一些进来，其内容的实质或者说于中国真正有用的“金子”，却被搁在一旁不屑一顾。这个悲剧，连孙中山也未能幸免：“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哲学。至于讲到*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孙中山选集》下卷636页。)殊不知，那时的西方人已经在借鉴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更为先进的近代*哲学以及在它指导下的*体制。这种*哲学和*体制，恰恰是当时促进生产力发展，使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当时应当“师”的“长技”之一。这就告诉我们：改革必须主要选择古今中外现成东西中的原理、机制作为参考物，而不应仅仅选择其形式或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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