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中国武装先进数倍的法国侵略者,左宗棠不是取得了收复新疆的辉煌胜利吗?而丁汝昌为什么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北洋舰队打败武装略胜于我们的日本联合舰队呢?笔者认为,从当时的历史事实考察,这次失败与丁汝昌的畏敌避战情绪和指挥失当有直接的关系。
1894年7月,朝鲜形势吃紧,7月22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日方公使)大鸟迫韩逐叶军,恐叶军危困,添队难登岸,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半岛海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要丁汝昌为支援叶志超的运兵船护航。丁汝昌若真想出海杀敌,就应该好好地利用这次机会率舰出击。据后来计算,当时出海可以及时赶上在丰岛与日舰力战的广乙号等运兵舰船,并可趁势打击日军联合舰队的锐气,力创日本主力舰只。可是丁汝昌胆怯畏敌,回电道:“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拚,倘夜间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半岛海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实际牙山在牙山湾东端,并非丁汝昌所说汉江内口。丁对牙山的方向尚不清楚,舰船航行到牙山的航时计算不清,因而白白放过了一次围歼日海军第一游击队的机会,使运兵等舰遭到日舰优势力量的袭击。损失了广乙号等几艘船只,700余人全部殉难。光绪帝对其行为十分不满,就特意在8月3日下召李鸿章,察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到8月中旬李鸿章也多次电示丁汝昌“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并责令“此正海军将士拚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日舰),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不可偷懒畏葸干咎。”(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载《甲午中日战争》(上)81页)可见当时李鸿章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只会极力保船,不求战机。他看到了中日战争的关键所在一制海权。而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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