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威望与权力。认为如果李鸿章能继续有所作为“实彼我之幸福,两国之大利也”。
伍廷芳还进而指出,即将开始的中日商约谈判,由于日本驻京林董公使的劝告,放弃在天津而在北京举行。此举为李鸿章亲赴北京说服反对者,恢复其权力,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李氏在中日商约谈判中把翁同龢等总理衙门大臣也拉进来谈判,分担责任,实在是聪明过人之策略。
总之,伍廷芳把最为机密、最为紧要的清廷政情向日人禀报,并且希望同日人携手共同对付朝廷中以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
伍廷芳的这一番密谈,使这位驻天津多年的日本领事都不胜惊诧。他急忙将此内容禀报给了日本外务省代理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而西园寺则很快将它转达给了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
伍廷芳作为清廷的大臣,却与日本政府站在一起来对付朝廷内部的政敌,在如此重大问题上,敌我不分,本末倒置,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更有甚者,伍廷芳还同罗丰禄一道多次找荒川已次交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出力,向清廷最高统治者施加影响,让伍廷芳去担当对清国*会有重要影响的驻日本公使。他们的这一秘密活动亦由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向日本外务省的负责人如实禀报。其文曰:
亲启送第八四号
外务大臣临时代理、文部大臣侯爵西园寺公望阁下
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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