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龚自珍对“衰世”的批判中，对人才困厄的悲悼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在揭露自己所处时代的病态时，视线常集中在人才问题上。这与当时的黑暗现实有关，也与他自己怀才不遇、抑郁愤怒的心态直接相联。龚自珍察古观今，提出独到的见解，即把人才的境遇看作衡量一个时代是治世还是乱世、衰世的标准。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无才之世，与治世最本质的区别是人才困乏，“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在龚自珍看来，人才困乏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国民普遍性的精神萎弱与人格堕落，一方面，士大夫屈服于专制政权，唯知阿谀取媚，另一方面，官场中论资排辈，一片死气沉沉。他因此指出，要以个性解放、人格完善为社会发展的前提。龚自珍的这种思想，深刻地反映在他的后期寓言体散文《病梅馆记》之中。
《病梅馆记》和《己亥杂诗》一样写于1839年，是作者归隐之后寓居江苏昆山时所作。文章不长，只有区区三百余字。文章处处在写梅，但是又处处在写社会。写梅是明线，写社会则是暗线。文章里有很多内容都是作者的议论，可以说全文纯粹写梅的内容极少，而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写作者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直接写梅的生长是次要的，而借此发议论才是作者的真正目的。
在《病梅馆记》中，龚自珍用文学笔触揭露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反映了作者对人自由发展和精神解放的热烈向往。在龚自珍看来，梅的曲直、敬正、疏密如出其本性，发自天然，皆是美的。以曲、敬、疏为美是文人画士因长期受压抑而形成的畸形审美观。以“病梅”为喻，作者从人性角度揭示了一个造成民族心理畸形化、病态化的严重问题，即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束缚、扼杀正直的、健全的人性，使之扭曲变形，造成普遍存在于民众身上的奴才性、虚伪性、变异性。龚自珍因此感叹道：“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表达了对这种压制人才的制度的愤怒。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决心反其道而行之，以“疗梅”者自居，发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解其缚，使天下之“病梅”复天香之本然，发盎然之生意。如果将龚自珍“疗梅”之意与现代西方思想中崇尚自然主义的人性论联系起来，不难嗅出其中蕴含的尊自我、伸个性的启蒙主义人文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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