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言志”和“载道”两种对立的传统。从儒家学派“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到曹丕的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再到韩愈、周敦颐等人的“文以载道”，“载道”文学观逐渐在中国文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文学观到明清的时候演变到极端，导致了八股文的垄断文坛。八股文不仅形式固定死板，在内容上，也只许为圣贤立言，讲四书五经所讲过的道理，即使有所阐发也不能超越程朱理学的范围。这种僵化的文体，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对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危害很大。

当近代中国的序幕徐徐拉开的时候，龚自珍在继承明清以来思想启蒙的同时，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内省。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尊情”说，认为：“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长短言自序》）这实际上是宣扬个性独立和人性解放的文学主张，也是对传统的僵化“载道”观念提出的大胆质疑，从而开启了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历程。在龚自珍看来，感情来源于现实生活，因此是真实的，而只有真实的感情才会写出好的文学。故此，他主张，“诗欲其真，不欲其伪”，作文要有“真血脉”，写诗要有“真气骨”。龚自珍在强调“尊情”的同时，还提倡过“主逆”，即文学必须变革，必须表现“个性”。所谓诗与人合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文章虽小道，达可矣，立其诚可矣”，（《识某大令集尾》）要求文学能摆脱一切传统束缚，充分展现人的个性。这些主张无论是对打破当时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是对摆脱僵化的“载道”观束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龚自珍不仅在思想观念上提倡“尊情”和“主逆”，而且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也身体力行。《己亥杂诗》和《病梅馆记》就分别从诗、文两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正是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龚自珍的思想观念得到广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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