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无术，故无才可用，因此培养专门人才十分必要。康有为所说的专门人才，是指天文、地舆化光、电重、图算、矿律、也即是科技人才和经济人才。他指出农工商皆有新学，是富国之要图，救贫弱之首务，但“皆不出于举人、进士，而皆出于童生”，即要从小培养。他主张讲求“万国”所学，各具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皆分立学堂，延师教习使之成为培养专门人才的摇篮。在他的变法措施中也提出要设经济以理财政，设专科以励学开新，设商部以振兴商务，选拔任用“能任事”的专门人才，加速农工商业的发展。康有为非常注重培养本民族的技术人才，反对一切皆用洋人的做法，他尖锐地批评洋务派主办的企业忽视本国人才的培养，一味聘用外国技师，购买外国机器“是虽有亦籍寇兵而已”，他认为不开学校培养造就各类人才，改变人才匮乏的状况，“无以为士农工商之本；不注意士农工商，无以为富国之本；不富国，无以为用兵之本”[30]。
康有为的科技观已从器物层面推进到人才层面，并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把科技教育、人才培养与制度变革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科技教育制度化的序幕。正因为如此，“百日维新”的政制变革的失败，顽固派废弃学堂恢复八股的倒行逆施都不能中止新式教育制度的发展趋势，更遏制不住思想解放、科学启蒙的洪流，人们“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这就为嗣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与组织的基础。
(文章来源：《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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