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大举措，而康有为则是这一近代教育改革的始作俑者。他敏锐地洞察到科举制度已成为国家无才可用的病根，故“西人谓吾无教之国，降之为三等野番”。因此八股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也”。他大声疾呼“人才之兴在于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且身体力行“为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地培养“通世界之识”的“有用之才”，以“济时艰”。1891年他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就是一所“以多读西书为功”，着重传授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学说的新式学堂，学子应读书中，江南制造局的有关声、光、化、电、重等科学著述数十种之多。正如张篁溪《万木草堂始末记》所述“广罗英才，而教育之，求广大之思想脱前人之巢臼，开独得之新理，寻一贯之真缔”，实是康有为办学之宗旨。他除了主张改八股为策论，发展乡学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校外，还极力主张走日本的“兴学之道”，开馆译书，派人游学，创办学会，他说：“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其道有学制，有书器，有译书，有游学，有学会，五者皆以智其民者也。”他认为，“挽世变在人才，*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计百之群，不如累合什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巨也”[29]，学会的功能在于“群人共学”以“联人心”，这就是他组织强学会的目的之一。
在康有为“广教育而*才”以挽救危亡，振国兴邦的维新举措中，很强调在普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基础上，重点培养三方面的人才，即培养会通中西的通才，各类专门人才和本国的技术人才，这就形成了康有为的科技人才观。虽然应变法之急，成就*之才是火烧眉毛的事，但是康有为深知变法维新更需要“百政具举，诸学并通”的通才，尤其是要通资本主义的西学、新学，如“万国”史学、公法、律例、政教理法、商务、机器制造、营建轮船、铁路、电线、电器制造、矿学、水陆军事，尽可能“博揽兼收”。他把中国人才衰弱之由，归之为不能会通中西两学，为此他极力主张贯彻“立贤无方”、“惟才是用”的方针，“尽拔天下通才”，“妙选通才”，授以事任。可见康有为所说的“通才”首先是通新法的变法维新之才，然后又是精通西学的经济科技之才。尽管康有为认为不通经史，不讲先圣经义“而能为通才任政者无之”，也“不可言经济”，但是他仍把“举行经济之科”，“专门讲求经济”视为“变法之要图”。他看到西方国家几十年“人才蒸蒸”，农工商亦“皆有专门之学”，每创一业，必立一学堂，驾驶、铁路、电报、丝业、制茶、制糖、制磁、制面、开煤、炼钢、纺纱、织布无不有学堂，故一材一艺之微，万事万物之赜，皆由于学，故能精新。相比之下，我国士大夫多数不通古今，不知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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