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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有为的近代科技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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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43: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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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啻在19至20世纪之交的中国，具有“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梁启超语）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深远意义。尽管变法改制是康有为思想之核心，然而他的近代科技观始终是他维新思想的发动机，也是他思想启蒙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虽然，康有为并未似严复那样较系统全面地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也未明确破解近代文明的主题是科学与民主，但却是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变法改制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联的第一人。他的思想虽脱胎于“中体西用”，并笃信于“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的“西学中源”说，但他革旧维新的宗旨和变革“中体”，以用“西学”的主张，显然已突破了洋务派旨在“取新卫旧”的“中体西用”、“中道西器”的樊篱，从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方面开了近现代化之先河，其思想启蒙的作用，较之“时日极短、时效极小”的“百日维新”更具实效，且影响更大更为深远。他的科技观似一条红线贯穿于由一介布衣“超擢草茅”跻身官宦沉浮政界的整个心路历程，清晰地演绎着并展示了他从激进转向保守，开始“拉车屁股向后”（鲁迅语），一切*活动“皆以维持现状为职志”（梁启超语）的过程，反映出他那徘徊于创新与传统、经济与伦理以及“尽物之性”（物质）与“尽人之性”（精神）的复杂又艰辛的救国、保国、强国、富国的探索之路的爱国情结。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了世界科技革命的第一次巨浪对我国近代学子仕人的深切影响的历史轨迹。康有为从反传统开始，经批判性的反思，最终走向回归传统；他始于今文经学大师，尔后转变成科学启蒙的教育家，又演化为新儒学的探索者，在他晚年，科技思想完全淹没在保皇保教，与革命派对垒的*漩涡中。这是“托古改制”的逻辑必然，也是仿效西法深刻反省的必然结果，但是他异化儒教，挑战数千年奉为真理化身的经学义理，以中国传统文化之“名”容西方文化精华之“实”，穿凿中西、附会古今、以求维新，无疑为儒学的“内圣外王”“返本开新”以启示，实为儒学近代化之发端，因此说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儒学家不无道理。长期以来，康有为是作为*改革家载入史册，然而不论其科技观有多大的局限与片面，不应以其灿烂的*思想而掩盖其科技观之光芒，他的科技观理应在我国近代科技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康有为“以开创之势治天下”的科技启蒙观
科技启蒙是鸦片战争后，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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