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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有为的近代科技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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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43: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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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被动地（即康有为称之为“外变相逼”）走向近现代化的先导。科技知识、观念的传播和普及起步于西方科学技术著作的翻译出版。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853年至1911年近60年，共有468部译著出版，仅洋务派举办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的译书就有163种，总计1075卷，另附刊32种，占1/3强，康有为的科技知识正是得益于此。他25岁起即“大购西书”、“大讲西学”、“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ｆǔ＠①读仰思，日新大进”、“尽释故见”。广博的西学知识和原有的深厚的今文经学义理功底，奠定了他日后成为近代思想启蒙先行者的坚实基础，也使之思想启蒙涉猎的领域极为广泛，囊括了*、经济、哲学、历史、文化、教育、社会风俗、法律制度以及科学技术。当康有为涉足政坛时，人们对西学的内涵的认识已日渐宽泛，早已从格致制器之学，即所谓的船坚炮利之长技，拓展到科技学问、教育体制、*制度乃至哲理学说。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形成了他的科技观，并将启蒙、救亡、变革三者融为一体。科学启蒙也就成为康有为面对中法、中日战争的失败，力图“转巨石于危崖”的爱国救亡的契入点；也就成为他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针砭相形见绌的封建专制蒙昧主义的有力武器，使“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我神州大陆矣”。康有为认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中国大病，首在壅塞”。皇上“自视如天，臣下隔绝”，“如浮屠十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譬咽喉上塞，胸膈下滞，血脉不通，病危立至”，“故人才隔绝而不举，积弊日深而不发，至中国败坏之由。”[1]这种体制的弊端势必造成举国聋瞽、谘谋无人、自塞耳目、自障聪明，盲目自尊、妄自称大、守旧日愚，故“各国竞鹜于聪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暗，将以求免，不亦难乎？”因此，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大患，莫大于昧”。[2]在《康子内外篇》的《势祖篇》，他还引用《仲虺之诰》曰：“兼弱攻昧，取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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