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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有为的近代科技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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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43: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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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的产业政策之不同后，领悟到这一差别正是“所行所趋之道相反，故致富致强之道亦适相反”的关键。他指出美、日等国“率举国人为有用日新日智之业”，而我国则“率举国人为无用守旧日愚之业”，仍然坚持数千年之传统操重农贵粟之论，轻工艺，诋奇技为*巧，斥机器为害心。他说“故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惟有以科技劝导，重视并发展工商业，商若能盛，则民得以自富，而国内因强焉。”他主张推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商、旺商的政策，以取代“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守旧政策，倡导“振兴商务”，开商学，译商书，出商报，立商律，行保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打破封建自给自足的“一统之世”经济枷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改变“举大地最贫之国，以民数匀计之，无有若吾中国之贫者”的贫穷落后的面貌，才能避免被灭亡的命运。康有为把铁络、轮舰之多寡，邮政业发达与否视为衡量列国智愚、富贫、强弱的重要尺度，为此而讽嘲号称“中兴”的洋务新政“数年不能一举事”，劝说光绪“以商立国”、“定为工国”，劝工、惠商，实施尽快发展铁路、机器轮舟、邮政等富国之法，他痛心疾首地告诫光绪帝，“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18]。为光绪帝描绘了一幅商战世界的触目惊心的弱肉强食的结局。但是康有为认为发展近代商业离不开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近代化，指出：“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之气在路。”为此，必须改变“吾中国农业皆数千年旧法，自赵过改用耕犁后未有增新法”[19]的落后状态，采用近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使之“去＠③从良，用新去旧”，实现农业技术的近代化。他也十分强调发展机器工业以代替“自生自灭”的家庭手工业，因为在竞争的世界，封建主义的手工劳动是无法与资本主义大生产相抗衡的，这“是犹驱跛羊与骏马争先，使蹶足者而庆厌忌争捷也。”他以自己的家乡广东南海为例，说明在大生产倾轧下，家庭手工业濒临倒闭的绝境，以及落后的农村“壮者走而之海外，老妇寡妻不能走也，坐待毙耳”的悲惨景象[20]，所以，只有“工艺日新”才是摆脱落后穷困的有效途径。不过，康有为并不赞同洋务派那种凡事仰仗洋人的鼻息，他责疑道“安有万里之中国，而事事仰他人者哉？”从波兰分灭的教训中，他还敏锐地注意到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强调指出“欲保国自立者，宜勿依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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