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败亡。”鉴于“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的现状，他把思想启蒙的重点和突破点放在能够“起衰振靡、警聩发聋”的光绪皇帝以及权贵大臣身上。他竭力抨击“皆以资格致大位”的“左右贵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畏言兴革，虽“引体尊高，望若霄汉”，却“不知万国情状，其蔽于耳目，狃于旧说，以同自澄，以习自安”。他殷殷恳请光绪皇帝“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扭转帝王“高拱深宫，见闻狭隘，于天下之势，国中?之盛衰，乃懵然无知”的局面[3]，“行尊降贵，游历师学”，仿行“万国之美法”。当他得知光绪皇帝认真阅览他编纂的《列国变政考》之后，又期望“皇上劳精垂意讲之于上，框译诸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使皇上与诸臣群僚因此而认识到“方今万国交通，政俗学艺，日月互校，优胜劣败，淘汰随之，置我守旧闭置无知无欲之国民，投入列国竞争日新又新之世，必不能苟延性命矣”[4]。的严重性。
康有为对近代科技启蒙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接受了西方近代科技和进化论思想，并运用以变革宋明“理学”和传统教育体制，而且在于他将科技启蒙贯穿于振国兴邦的治国方略之中，与*思想启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迁都、购械、练兵等洋务派的主张“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在他的《上清帝第二书》中明确提出了他的治国之策是“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以“开创之势”作为治国之策、富国之法，强国之路、保国之本，既是启蒙的目的，又是启蒙的核心，而最终达成的目标，正如《请厉工艺奖新折》中所描绘的前景：“举国移风，争讲工艺，日事新法，日发新议，民智大开，庶几立国新世，有恃无恐”[5]。其一要“审时”“趋时”，即认清形势，跟紧时代。康有为理正词严地驳斥守旧之徒操“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老调，强调指出，随着近代科技“竞尚日新”“非常之变局”，我国已“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虽有高城峻天，亦复无关可闭矣”，必须“知时从变，应天而作”，“世运既变，治道斯移”，速改“一统闭关，尊古守旧”之章法，“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导以日新”，务必“以知新为学识，以日新为事业”。其二，倡导“新学”，“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康有为意图破除守旧之恶习，寄希望于以“清秩高第”、“厚币功牌”，破格奖励制新器，著述新书，通过特赏政策感召国人“争求新法，以取富贵”，从而收到振兴国势的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