竿见影的效果，并开创出西方诸国那种“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宜古”的局面[6]。虽然康有为所谓的“新学”，只是“按迹临摹”的“西学”的代言词，且仍是以传统作为其出发点的，不少地方又难免牵强附会，诚如他自己所说“破积习而复古义，启堂构而立新基”，即以西政教西学解读孔教，“提圣法于既坠”，实为旧瓶装新酒而已，难怪梁启超都认为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尽管如此，康有为在援西入儒的过程中，毕竟摒弃了传统经学蔑视科技，片面强调道本器末，囿于考据诠释的陈腐旧章，融进了西学近代的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其三，发展科技，讲求物质。康有为自始至终，视孔教为“维人心而励忠义”的“变法”之本，同时把“讲求物质”放在突出的位置。在他流亡海外时，更强调“国会、民权实赖物质文明”，认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对科技在他所谓的“新学”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不再似戊戌变法期间，把发展科技视为“变器”、“变事”的“枝枝节节”[7]。总之，科学技术作为“新学”的组成部分，从观念形态上与传统的旧学决裂，不仅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恩格斯有这样的论断，他说：“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8]。康有为以开创之势治国论既是这一发展趋势的深刻反映，又对“逐渐的革命化”过程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康有为的极智极富、争雄竞长的科技比较观
出身广东南海的康有为较之京城权贵更早敏感到中国的落后尤其是科技的落后，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所说：“广东言西学最早”，“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9]。康有为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益知西人治学之有术”，他既欣羡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之先进，又由衷地钦佩近代科技之神奇，更感叹近代科学思想之新颖。他不仅吸取了“西人实测”的实证科学，而且运用“合而比较”的比较方法，“观古今之运，通中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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