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认为我国是世界第一的多民大国，却“见削于寡民小国”，原因是我国有五弱：财弱、兵弱、艺弱、民智弱和民心弱[22]，归根结蒂是由于“人才衰弱”，“吾民虽多而愚，不识字者百之八十，其士大夫亦读书，无以通中外古今之故”。他指出，“今万国之势，竞智不竞力，竞生徒不竞兵伍”，国家之强弱取决于人才之多寡，所谓“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23]。

　　从第一次上书清帝始，康有为就深切感受到变法维新之途坎坷崎岖，于是写下了《乙丑上书不达出都》一诗：“海水夜＠④黑风猎，杜鹃啼血秋山裂。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24]。表达了他对如虎似狼阻挠变法的守旧势力无可奈何的惆怅苦恼。他非常清楚改革官制势在必行，也十分忧虑，若操之过急，轻举妄动的后果，故提出“统筹全局，改定官制，事体重大，不能速举也”[25]。他嫉恶如仇于“必死力以阻挠”变法之顽固派，指桑骂槐地借鞭挞“恶言变法”的波兰守旧大臣，愤怒斥责顽固守旧派“不以国之存亡为事，唯以一己利禄为事，故不思外患，惟日事内讧而已”。他虽然曾指望效法日本明治改西服之法，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或学宋太祖“以官优勋旧，以差待才能”，并赞成汰冗官裁冗署，终因深知其难度，而倾向于孔老夫子的“礼失求诸野”，从草茅游士中提拔通新法的人才。造就“新国之才”，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26]。“草创之际，非才不力；维新之始，难用旧人”[27]这就是在维新派与顽固派势成冰炭不同炉、新旧不并用的形势下作出的回答。

　　戊戌时期，支持变法的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之艰难在于“恃守旧法为生涯，倚弊政求衣食”之八股取士充实于天下，一有兴革，必群起而攻击[28]。维新志士严复更列举了八股取士的三大罪状：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废科举、兴学校已成为维新派培养造就中国近代新型人才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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