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著名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曾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在路易十四和伊丽沙白女王统治下的法国和英国，近代科学获得显著发展。然而在中国，在可以称为中国的路易十四的康熙帝统治下……虽然出现了对西方文化极大的兴趣的实干名君，在文化事业中有以国家规模投入巨资这样的极好机会……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近代自然科学？”[17]。“西学东渐”始于十六世纪末，三百余年尽管为数甚少的传播近代科学的先驱者的艰辛努力付之东流，但毕竟播下了西学的种子，孕育了维新运动。康有为关于中学泥古守旧，西学劝智求新的看法，可以说从学术体制上初步解答了上述的疑问。从传统的排斥科学的“奇技*巧”的科技观，到洋务派“船坚炮利”的“西用”观，变被动输入西学为主动引进近代科技，反映了科技进步的潮流势不可挡。康有为在比较中，深切地体会到“今者汽船、铁路、电线、飞球，一器之出，震惊万国，破变教义”，“自是改易数万千年之旧世界为新世界矣”。他以类比事例论述科技进步是国家富强昌盛的坚实基础和有力杠杆，科技先进，一转移间，可富强几十倍，欺压弱国，如巨象之压猫犬；他非常强调科技创新的社会历史功能和科学思想的社会启蒙功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改造落后的中国，奖励创造发明，实行专利，他指出发展科技是变法维新的内在动因，请求清统治者变革中体，全面维新。他列举波兰、缅甸、安南、印度、土耳其、埃及等守旧之国分割危亡的事例，说明“变法而强，守旧则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道理，并认为即使“少变，徐变”都“无救危败”。他希望清帝“旁采外国，革旧图新，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尤其是“斟酌古今，考求中外”，以俄国彼得改革为“心法”，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政法”，实行“仿洋改制”，走振兴科技的强国富国之路。他指出发展科技是大势所趋，“今为物质之世界，精于物质者强”。他尤其推崇电的发明，认为“电尤物质之至精新者，精于电强尤强。”

　　康有为在比较了中西“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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