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尚有“与今不尽合”之处，亦须“增补”。故而完稿之后“存之箧中”，不肯轻易示人，“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他对待著述精益求精、慎之又慎的精品意识，是何等令人肃然起敬！当友人向他问起《日知录》的写作进度时，他如实回答：“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古往今来，精辟的读书札记大多以短见长，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最多者也不过二三千字。顾炎武潜心“采山之铜”，笔耕一年，“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充其量也不过万把字。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经验之谈，又是何等令人振聋发聩！
顾炎武治学的精品意识，源于他对社会、对真理的责任意识。他治学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即兴而作，而是作为毕生的追求，数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又与友人论门人书》）。顾炎武主张，治学旨在经世致用，资政育人。他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文须有益于天下》）针对“今人著作，以多为富”的流弊，他强调“文不贵多”：“夫多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顾炎武在《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同时批评“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究其原因，无非“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
顾炎武作古已经三个多世纪了，但他治学的精品意识和充分体现这种精品意识的力作《日知录》，时刻都在告诫学人：治学切忌心浮气躁！万不可“一年磨十剑”。凡为学之人当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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