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或称族群、族裔民族），也不完全等同于其现代意义的“国民民族”。因为其漫长的前现代“中国”本身，就有别于西方的传统国家(19)。自然地，其传统民族的整体状态也不完全同于其西方所谓“种群民族”。这就决定了笼统地称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认同，为从（西方意义上）的“种群民族”到“国民民族”的“过渡”之类说法，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笔者以为，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认同，乃是一种受到西方现代民族思想和民族现实影响的独特的中国产物，是在特有的民族格局和历史处境中得以出现并形成社会认同的*文化现象。就其主流而言，它既承认中国各既有民族的现实民族地位，谋求原有民族间的平等并存、深化融合与统一，又不期而然地以西方的“现代”民族作为自己发展的潜在参照，追求自身民族从传统向现代的自觉转换。正是这两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内容，在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互动中独特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20世纪前半期“中华民族”的认同运动。
当然，“民族”及其认同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何认识和定义，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民国时期中国人的有关理解和实践既带有中国性，也具有世界性意义，无法简单地套用某一家现存的“民族”学说来随意臧否它们，更不能以“人类学”、“种族学”乃至 “*学”的现有界定来对其横加指责。从本质上说，“民族”的概念只能由其被使用的实际历史来定义。因此，充分尊重和正视既存的各民族历史，与充分尊重和正视“民族”概念在各国文化中被使用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民族学准确定义“民族”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回答前文所提出的“‘中华民族’观念认同究竟是真正的民族认同、还是使用‘民族’一词的现代国家认同”的问题了。
从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人所使用的“中华民族”符号中“民族”概念的实际内涵来看，（甚至从其受到影响的西方“民族”概念的本来内涵来看），“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显然都不能说只是一种单纯意义的国家认同，而实在属于一种名副其实的民族认同的性质。诚然，在这一过程中，有少数人，特别是有些少数民族人士，其有关的认同直接建立在归从国家的层次上，尚停留在现代“国民”认同的水平，他们所谓“民族”实质不过是“国民”的同义语，这也是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更多的人，或者说主流，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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