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教授曾将现代亚洲、东欧的的“民族”及其认同归结为所谓的“族群(种族)的民族模式”。他认为这一模式有三个特点:一是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对领土的认同;二是在情感上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动员效果;三是对本土文化的重视超过法律。(17)此种概括是否适于整个亚洲和东欧各国的具体情况,可以置之不论,仅就近代中国相对于西方纯粹的“国民民族”的认同而言,它显然不无道理。然而,如果我们从“中华民族”认同内部的各组合因素之间自身的复杂关系来看,它似乎又不免失之于简单化和机械化了。这一点,从其仅将“血统”与“领土”、“文化”与“法律”简单对应甚至对立起来考虑问题的思路,即可了然。就拿“领土”与“血缘” 两者来说,我们实在已很难简单地回答,认同“中华民族”的人们对于它们的关注程度,究竟何者为高,或换言之,在他们心目中,究竟“领土”和“血缘”哪一个因素更为重要的问题。
也许,我们还是应当重新回到认同“中华民族”的人们所依据的“民族观”问题上来,这样反而有利于从总体上对这一历史认同的实质进行直接的把握。无疑地,这样一种把握,只能从该认同自身内在的历史逻辑出发,而无法就五花八门的“民族”定义直接加以“取舍删削”而得。当我们怀着对“中华民族”认同历史过程的上述了解(参见笔者以往的过程勾勒论文),再回过头来去披览人们对于“民族”众说纷纭的解说的时候,1937年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所提出的有关意见,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朴实的智慧,一种与那段认同历史基本吻合的思想“真实”。因此,笔者以为,可以将其视作为现代“中华民族”认同过程背后的深刻准确的“思想史根据”。
潘光旦指出:“同是一种结合,国家是有*、经济、法律等意味的,种族是生物学与人类学的,民族却介乎二者之间。一个结合,在种族的成分上,既有相当混同划一的性质,而在语言、信仰、以及政、法、经济等文化生活方面,又有过相当持久的合作的历史——这样一个结合,就是一个民族”。(18)
此种“民族”解说,既表明了一种世界的眼光,更着眼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虽不是完美无缺,却属于不可多得的真知。它不仅说明了民族与国家、种族之间的差别,更揭示了其彼此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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