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四个方面中，为了机械地凸显其所谓两种民族模式间的明显差异，史密斯教授显然太过忽略、至少是轻视了前述威廉姆斯所强调的西方“民族”概念中原有的那种与“*构成物”相重叠的“族群”方面的内涵（他大约是将其包含在第四点里面）。或许是意识到这一概括不足的缘故，在本书以后通论东西方民族认同的共同特征部分时，他对此表述又不得不有所调整。如在该书的最后总结一章中他就指出：“民族及其认同的结构非常复杂，包含一些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如族群或种族（ethnic）、文化、领土、经济和法律*诸方面”。与此相应，他还将前面所提到的四个特征改换成五个，除把原有的第二和第三两个特征加以合并外，又增加了反映传统族群（或种族）历史因素和经济特征两方面的内容。这五个特征分别为：（一）历史形成的领土；（二）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三）共同流行的大众文化；（四）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法律权利与义务；（五）共同的经济。（5） 

史密斯的这一调整并非是不经意的，特别是他对与“族群”或“种族”因素相对应的“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内容的补充，更是如此。在本书后面的其他部分，他还曾反复说明，“民族”在概念上实包含了两组特征，一种是“公民的”和“领土的”，另一组是“族群”或种族与血缘谱系的（genealogical），并认为在实际社会的个案中，这两个维度的内容总是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有的情况是第一组比较重，有的情况则是第二组比较重。他甚至还以法国为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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