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来，关于“nation”一直还流传着另一个译词“国族”，这一点，前文也曾提到。目前，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有学者喜欢使用该词的。从表面上看，“国族”似乎“国”与“族”义两者都兼顾到了，但就其组合之后的语言效果而言，实际上也同样未能避免“国民”一词的上述缺陷，故而它也不能算是一个理想的译词。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理由或许更令史学研究者们重视，那就是自清末以来，主张将“nation”译为“国家”或“国民”者虽已屡见不鲜，代不乏人，而“民族”的基本对译却始终保持了下来。这一事实本身一定另有深意存乎其中。笔者以为，其个中“深意”，与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模糊性、它在不同文明背景下存在的独特性，甚至它本身强烈的*性等，实都有密切关联。很明显的一点是，19世纪末期以来，不仅西方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其关于这一概念的五花八门、甚至彼此大相径庭的各种定义，也同样传到中国来，并对中国人的有关认知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斯大林关于“民族”那显然不同于史密斯的定义了。由于中国学者对此定义多耳熟能详，此处不拟赘引。 

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笔者以为，主张继续保留以“民族”来作为对译“nation”的基本词，既不意味着不能在适当的时候根据具体语境将后者译为“国民”或“国家”；也不意味着中国“民族”概念在西方的影响下诞生后，其在自身的社会运行中的实际内涵与其在西方的本意出现差异为不正常现象（这一差异在其对译之初时恐怕就已自然发生）；更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现实中出现的民族认同运动乃至观念的得失。其有关辨识，只能帮助我们去更好地参照、认知和分析清末民初那些认同“中华民族”的人们对于“民族”的实际理解及其特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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