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查考19世纪80年代以前来华传教士和中国人自己所编的各种英汉字典，发现“nation”一词多译为“国、邦国”，少数词典除此之外，另列有“民、百姓”等译词，几乎没有译为“族”的。“族、类”等词，多被用来对译“race”（种族）。（9）20世纪初年一些传教士所编的此类字典，往往也是如此。“民族”译词流行开来，主要是戊戌以后受日本影响的结果。但有关的歧异，也很早出现。如早在1907年，乌泽声就从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指出，将“nation”译为“民族”，是日人不察英法此词与德文有别而又“慕德风之流弊”的缘故。“而我国民族二字本非一定名词，粗识日文之辈，亦慕民族名词，不知已失本意，且盲从号呼民族主义，岂知民族主义惟行之于宗法社会，及演进国家社会，是为国民主义。”他因此讥笑此种译法为“新学浅虑不知言语学者”的“遗羞天下、见笑士林”之举。表示“吾论*的民族主义，即改为国民主义，以示区别而避混淆也”。（10）至于民国以后，持这类看法者就更多了。青年党中的许多人干脆将“nationalism”译成“国家主义”。如30年代的常乃德就公开强调，“nation”实为“国家”之意，而“state”则当译为“政邦”，他因此很喜欢使用“国族”一词，并认为“国族”乃是比“民族”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11）
那么，站在当今的高度，对于“nation”翻译这个老问题重新予以审视时，我们究竟又该如何来作出自己的回应呢？鉴于前述有关西方现代“民族”概念基本内容的认识，笔者以为，若只就传达其基本含义而言，而不顾及其他方面，恐怕“国民民族”一词最准，它正好与西方传统的“种群民族”相对。但若再顾及形式上的完美和不容漠视的历史的存在，那么当然还是维持原判、以“民族”作为其主要译词，在翻译过程中再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为好。我们的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民族”一词相对能够比较好地传达“nation”从西方族群或种族的传统内涵到现代*文化共同体内涵转换过程中的那种延续性内容，即前述雷蒙·威廉姆斯所谓的“交叠”部分；其次，与此相关，“民族”一词也能较好地体现“nation”那种高度整合国家与社会、*与文化，并有机地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粘合性”功能；第三，就字面意而言，该词的确不易直接显现“nation”中突出的“公民的”和“领土的”*因素之内涵，但作为一个晚清才出现的、一开始就用来对译“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