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史密斯调整后的概括应当说更为可取，也更能揭示西方现代民族的真实特征。可惜，由于他过于看重自己那显然简单化和机械化的“两个模式”之划分，这种因素间不同“组合方式”的复杂分析法，在他那里并没有能够贯彻到底。实际上，即便孤立地称西方现代意义的“民族”为“单一的*共同体”也是明显不够的，因为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一点同样值得我们强调。如果说前者彰显的是它有别于传统族群或种族的现代性*品格，那么，后者则表明的是其与传统族群或种族相联系，即与之相因相续的历史文化内涵。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如果缺少了以上两个方面内涵的立体融合，都是难以成立的。当然不可否认，在这两方面因素构成的现代西方“民族”认同模式中，“公民的”和“领土的”*因素，诚如史密斯所言，又具有着某种优先性。 

另外，从社会性品格来说，“民族”得以形成和维系，也主要不是靠*强制，而是靠文化、包括现代*文化的涵化功能。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作为“*共同体”，它又有别于作为强制性“公共机构”之现代“国家”的原因。正如史密斯所指出：“‘民族’的成员分享共同的文化传统，与国家公民间存在的纯粹法律和科层纽带是完全不同的”。（7）所以，人们通常忠于自己的“民族”，但却不一定忠于执政的国家政权，维克多·雨果因为痛恨法国政府而长期流亡在外，但他却始终热爱“法兰西”，就是一个例子。 

近1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nation”概念的中文翻译问题，仍时有探讨。有的主张应译为“国民”，也有的认为当译为“国家”的（8），但“究竟将其译作何词为妥”，迄今并无定论。实际上，这也是清末以来就一直困扰中国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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