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国民”一词在表现“nation”的现代*含义方面，有明显的长处，因此在强调现代民族与传统民族的差异，凸显其现代*特征时，也可以将其译作“国民”。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对于现代民族的全体成员来说，“国民”的*身份仍只是其必要条件，而实非其充分条件。此外，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乃至血缘联系等与传统族群相“交叠”的那一部分内容，既其共同的“文化”身份，也相当的重要，而“国民”一词在传达这一方面内涵时，就显得远不如“民族”。因为该词实在太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和延续性的文化内涵了。比如，当我们说“法兰西”和“法国人”，与说“法国国民”时，感觉就很不一样。“国民”只是凸显*身份，并不能显示出一种文化的凝聚意义，带给人一种悠久感。同样，我们说“中华民族”、“中国人”，与说“中华民国国民”乃至“中国国民”时，感觉也是如此。尤其是“中华民国”建国的时间短，其“国民”身份就明显更不如“民族”身份来得厚重了，就其对所属群体的凝聚力而言，“民族”一词也自然要远远地大于“国民”一词。 

又比如，现在常说的“*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无疑是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分辨概念，若将其译为“*国民主义”和“文化国民主义”，就只能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前文所提到的乌泽声主张将“*民族主义”译为“国民主义”，实际仍以去掉“*”二字为前提。而且他同时也承认：“欲与‘国民’，文字亦不清晰”。（14）更重要的是，他在行文中实仍以“民族”一词的使用作为基础，并未放弃这一基本用法。 

这一点，还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民国初年时有一位叫光昇的人对于“民族”与“国民”关系的独特“处理”。从他刊登于进步党机关刊物《中华杂志》上的一篇代表作来看，光昇显然相当熟悉西方传统民族向现代民族转换的内涵，故他一方面认为“自罗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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