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再由此出发,认为仅此还远远不够,遂又才格外突出地强调其历史和文化的同一性因素方面。
受此影响,人们在陈述其“民族”见解时,一般也的确不着意突出具体的“国界”或“疆域”内涵。但这却并不表明他们不在意、不关心疆域和国界,恰恰相反,对于疆域不断被列强侵夺的强烈愤怒与持久隐痛,对于保持和夺回失去领土的深切关注,正是他们认同整个大民族的最直接动力和重要内容之一。这一点,从李大钊对“台湾”的格外眷顾中,实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也正是基于现代“国家”和“国民”认同还不足以凝聚国人、保住疆土的隐忧,“中华民族”的认同者们也极为看重国内各族昔日的“血缘”联系,并不惜笔墨做了大量的论证和揭示工作。这一点,与近代中国“民族”一词始终涵留浓烈的“种族”和“族群”含义,也有直接关联。许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都没有也不愿将“民族”与“种族”作简单的对立性区分,而是将“种族”概念整个地涵容到“民族”概念之中(顾颉刚等将两者的截然区分,在他看来或不免有书呆之气)。这在蒋介石那里,无疑包含了*家的考量在内,而对更多人来说,可能不过是重“文化”而不重血缘的传统“族类”观涵化西方概念的自然结果罢了。有趣的是,重视揭示血缘联系工作的“中华民族”认同,与不重血缘只重文化的传统“族类”观,在“民族”对“种族”概念的涵容这一点上,居然达成了一种自然的默契。
然而所谓“民族”对“种族”概念的涵容,却并不表明它们二者之间的内涵和外延完全一致,它只是意味着“种族”的那种血缘因素被理所当然地包容到“民族”内涵之中而已。具体说来,这一时期认同“中华民族”的人们对各族之间血缘联系的强调,也还存在着不同的表现程度。像蒋介石等人,乃是其中相当偏激的一类。更多的人,虽也重视揭示各族间血缘联系的持久性与广泛性,却往往更愿意强调彼此间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的统一性,而将血缘联系视为其中有机的一部分来看待。清末民国时期,无论对血缘问题重视的程度如何,把它纳入到“历史与文化”因素中去总体考虑的思路,却又是基本一致的。
前面我们提到,安东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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